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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第一章 中药的起源和中药学的发展  

2013-02-01 21:27:06|  分类: 中医教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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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始社会药物的起源 (远古~公元前21世纪):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同时也创造了医药。中药的发现和应用以及中药学的产生、发展,和祖国医学一样,都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实践过程。
       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由于饥不择食,不可避免地会误食一些有毒甚至剧毒的植物,以致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等中毒现象;同时也可因偶然吃了某些植物,使原有的呕吐、昏迷、腹泻等症状得以缓解甚至消除。经过无数次的反复试验,口尝身受,逐步积累了辨别食物和药物的经验,也逐步积累了一些关于植物药的知识,这就是早期植物药的发现。当进入氏族社会后,由于弓箭的发明和使用,使人们进入了狩猎和捕鱼为重要生活来源的渔猎时代,人们在吃到较多的动物的同时,也相应地发现了一些动物具有治疗作用,这就是早期动物药的发现。至氏族社会后期,进入农业、畜牧业时代,由于种植、饲养业的发展,发现了更多的药物,这样用药的知识也不断丰富,从而形成了早期的药物疗法。因此可以说,中药的起源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和医疗实践的结果。故《淮南子·修务训》谓:“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史记·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尝百草”虽属传说,但客观上却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由渔猎时代过渡到农业、畜牧业时代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实践过程,也是药物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
       随着历史的递嬗,社会和文化的演进,生产力的发展,医学的进步,人们对于药物的认识和需求也与日俱增。药物的来源也由野生药材、自然生长逐步发展到部分人工栽培和驯养,并由动、植物扩展到天然矿物及若干人工制品。用药知识与经验也愈见丰富,记录和传播这些知识的方式、方法也就由最初的“识识相因”、“师学相承”、“口耳相传”发展到文字记载。
       夏商周时代 (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221年):人工酿酒和汤液的发明与应用,对医药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酒是最早的兴奋剂(少量用之)和麻醉剂(多量用之),更能通血脉、行药势,并可用作溶剂,后世用酒加工炮制药物也是常用辅料之一。随着人们医药知识的日益丰富,用药经验和药物品种的逐渐增多,为从单纯的用酒治病发展到制造药酒准备了条件。甲骨文中即有“鬯其酒”的记载。据汉·班固《白虎通义·考黜篇》注释:“鬯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酿之成为鬯。”可见,“鬯其酒”就是制造芳香的药酒。酒剂的使用,有利于提高药物的疗效,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仅《内经》所存十三首方中即有四个酒剂,《金匮》、《千金方》、《外台秘要》、《圣惠方》、《本草纲目》等书中有更多内、外用酒剂,故后世有“酒为百药之长”之说。酒剂的发明与应用对推动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进入奴隶社会,手工业逐步发达。夏代已有精致的陶釜、陶盆、陶碗、陶罐等陶制器皿,殷商时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陶器更是得到了广泛使用,同时对食品加工的知识也不断丰富和提高。这些都为汤液的发明创造了条件。
       相传商代伊尹创制汤液。伊尹,商初人,善于烹任,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中谓:“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资治通鉴》谓伊尹“闵生民之疾苦,作汤液本草,明寒热温凉之性,酸苦辛甘咸淡之味,轻清浊重,阴阳升降,走十二经络表里之宜。”伊尹既精烹任,又兼通医学,说明汤液的发明与食物加工技术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汤液的出现,不但服用方便,提高了疗效,且降低了药物的毒副作用,同时也促进了复方药剂的发展。因此汤剂也就作为中药最常用的剂型之一得以流传,并得到不断的发展。
       我国药学发达很早,正式的文字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时代(公元前1066~公元前771年)。如《尚书·说命篇》云:“药不瞑眩,厥疾弗瘳。”《周礼·天官冢宰下》谓:“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供医事。”以及“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汉代郑玄注:“五药,草、木、虫、石、谷也。”所谓“五药”,并非指五种具体药物,可能是当时对药物的初步归纳。《诗经》是西周时代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记载具体药物的书籍。书中收录100多种药用动、植物名称,如苍耳,芍药、枸杞、鲤鱼、蟾蜍等,并记载了某些品种的采集、性状、产地及服用季节等。当然书中所载百余种动植物当时是否入药尚有待考证,但后世许多本草书籍中都将之作为药用。《山海经》是记载先秦时期我国各地名山大川及物产的一部史地书。它和《诗经》一样,并非药物专著,但却记载了更多的药物,并明确指出了药物的产地、效用和性能,说明人们对药物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山海经》记载药物的统计,各家有所差异,一般认为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类:动物药67种,植物药52种,矿物药3种,水类1种,另有3种不详何类,共计126种。服法方面有内服(包括汤服、食用)和外用(包括佩带、沐浴、涂抹等)的不同。所治病种达31种之多,包括内、外、妇、眼、皮肤等科疾患。而其中有关补药和预防的记载,反映了当时我国古代预防医学思想萌芽。可见当时药物的知识已相当丰富。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提高,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医家,以朴素的、唯物的阴阳五行学说为指导思想,以人和自然的统一观,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黄帝内经》的问世,奠定了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对中药学的发展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素问·至真要大论》“寒者热之,热者寒之”,《素问·藏气法时论》“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软”等,奠定了四气五味学说的理论基础;《素问·宣明五气篇》“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人牌,是为五入”是中药归经学说之先导;《素问·六微旨大论》“升降出人,无器不有。”《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味厚者为阴,薄者为阴中之阳;气厚者为阳,薄者为阳中之阴”等,是后世中药升降浮沉学说的理论依据。同时《内经》中所提出的五脏苦欲补泻及五运六气与用药的关系,对中药的临床应用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其成书年代与《内经》同时或更早的1975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虽然并非药物专著,但用药却达240余种之多,医方280多个,所治疾病涉及内、外、妇、五官等科。其载药数目之多,复方用药之早,所治疾病之广,足见先秦时期用药已具相当规模了。
       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的进步,内外交通的日益发达,特别是张骞、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西域的番红花、葡萄、胡桃等药材不断输入内地;少数民族及边远地区的犀角、琥珀、麝香及南海的荔枝、龙眼等已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从而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西汉初年已有药物专书流传民间,如《史记·仓公列传》称吕后8年(公元前180年)公乘阳庆传其弟子淳于意《药论》一书;《汉书·楼护传》谓:“护少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汉书·平帝纪》云:“元始五年(公元5年)徵天下通知……本草以及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遣至京师。”可见秦汉时期已有本草专著问世,并有众多的本草教授,本草学的发展已初具规模,遗憾的是专门的本草文献未能遗留下来。
       现存最早的本草专著当推《神农本草经》(简称《本经》),一般认为该书约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公元前一世纪~公元一世纪),一说是该书成书于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全书载药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按药物功效的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种,功能滋补强壮,延年益寿,无毒或毒性很弱,可以久服;中品120种,功能治病补虚,兼而有之,有毒或无毒当斟酌使用;下品125种,功专祛寒热,破积聚,治病攻邪,多具毒性,不可久服。《神农本草经》序论中还简要赅备地论述了中药的基本理论,如四气五味、有毒无毒、配伍法度、辨证用药原则、服药方法及丸、散、膏、酒等多种剂型,并简要介绍了中药的产地、采集、加工、贮存、真伪鉴别……,为中药学的全面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石。书中新载药物大多朴实有验,至今仍然习用,如常山抗疟、苦楝子驱虫、阿胶止血、乌头止痛、当归调经、黄连治痢、麻黄定喘、海藻治瘿等等。可以说,《本经》是汉以前药学知识和经验的第一次大总结,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的编写基础,是我国最早的珍贵药学文献,被奉为四大经典之一,它对中药学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经》成书之后,沿用500余年,原著在唐初已失传,但它的内容仍然保留在历代本草之中。现存的各种版本都是经明清以来学者考订、辑佚、整理而成的,其中著名的有孙星衍、孙冯翼同辑本、顾观光辑本和日本森立之辑本。
       两晋南北朝时期 (公元265年~581年):自《神农本草经》成书以后,历经后汉、三国、两晋至南齐,由于临床用药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流,使西域南海诸国的药物如乳香、苏合香、沉香等香料药输入我国,新的药物品种逐渐增多,并陆续有了零星记载,对原有的药物功效也有了新的认识、增加了药物的治疗面。经过长期的临床实践,证明部分药物的性味、功效等与原来的记述不尽相尽,因此,梁·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在整理注释经传抄错简的《神农本草经》的基础上,又增加汉魏以来名医的用药经验(主要取材于《名医别录》),撰成《本草经集注》一书,“以朱书神农,墨书别录”,小字加注的形式,对魏晋以来三百余年间中药学的发展做了全面总结。全书七卷,载药730种,分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有名未用七类,首创按药物自然属性分类的方法,改变了“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木不分,虫兽无辨”的现象。对药物的形态、性味、产地、采制、剂量、真伪辨别等都做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强调药物的产地与采制方法和其疗效具有密切的关系。该书还首创“诸病通用药”,分别列举80多种疾病的通用药物,如治风通用药有防风、防己、秦艽、川芎等,治黄疸通用药有茵陈、栀子、紫草等,以便于医生临证处方用药。此外本书还考定了古今用药的度量衡,并规定了汤、酒、膏、丸等剂型的制作规范。本书是继《神农本草经》之后的第二部本草名著,它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的雏形,惜流传至北宋初即逐渐亡佚,现仅存敦煌石窟藏本的序录残卷,但其主要内容仍可在《证类本草》和《本草纲目》中窥测。近代有尚志钧重辑本。
       南朝刘宋时代(公元420~479年)雷敩的《雷公炮炙论》是我国第一部炮制专著,该书系统地介绍了300种中药的炮制方法,提出药物经过炮制可以提高药效,降低毒性,便于贮存、调剂、制剂等。此书对后世中药炮制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书中记载的某些炮制方法至今仍有很大参考价值。
       隋唐时期 (公元581~907年): 此时我国南北统一,经济文化繁荣,交通发达,外贸增加,印度、西域药品输入日益增多,从而推动了医药学术的迅速发展,加之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成书之际,正处于南北分裂时期,对北方药物情况了解不够,内容上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而有必要对本草做一次全面的整理、总结。唐显庆四年(公元659年)颁布了经政府批准,由长孙无忌、李勣领衔编修,由苏敬实际负责,23人参加撰写的《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全书卷帙浩繁,共54卷,收药844种(一说850种),新增药物 114种(一说 120种),由药图、图经、本草三部分组成,分为玉石、草、木、兽禽、虫、鱼、果菜、米谷、有名未用等九类。在编写过程中唐政府通令全国各地选送当地道地药材,作为实物标本进行描绘。从而增加了药物图谱,并附以文字说明。这种图文并茂的方法,开创了世界药学著作的先例。本书治学严谨,实事求是,尊重经典又不拘泥,在保持《神农本草经》原文的基础上,对古书未载者加以补充、内容错讹者重新修定。书中既收集了为民间所习用的安息香、龙脑香、血竭、诃黎勒、胡椒等外来药,同时又增加了水蓼、葎草、山植、人中白等民间经验用药,且药物分类也较《本草经集注》多两类。可见本书内容丰富,取材精要,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反映了唐代本草学的辉煌成就,奠定了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的格局。它不仅对我国而且对世界医药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快流传到国外。如公元731年即传入日本,并广为流传,日本律令《延喜式》即有“凡医生皆读苏敬《新修本草》”的记载。由于《新修本草》是由国家组织修定和推行的,因此是它也是世界上公开颁布的最早的药典,比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800余年。本书现仅存残卷的影刻、影印本,但其内容保存于后世本草及方书中,近年有尚志钧重辑本问世。
       此后,唐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陈藏器深入实际,搜集了《新修本草》所遗漏的许多民间药物,对《新修本草》进行了增补和辨误,编写成《本草拾遗》。此书扩展了用药范围,仅矿物药就增加了110多种,且其辨识品类也极为审慎,全书增加药物总数尚无定论,然仅《证类本草》引用就达488种之多,为丰富本草学的内容作出了贡献。他还根据药物功效,提出宣、通、补、泻、轻、重、燥、湿、滑、涩十种分类方法,对后世方药分类产生了很大影响。
       至五代(公元935~960年),翰林学士韩保昇等受蜀主孟昶之命编成《蜀本草》。它也以《新修本草》为蓝本,参阅有关文献,进行增补注释,增加了新药,撰写了图经。该书对药品的性味、形态和产地做了许多补充,绘图也十分精致,颇具特点,李时珍谓“其图说药物形状,颇详于陶(弘景)、苏(敬)也。”故本书常为后人编纂本草时所引用,是一部对本草学发展有影响的书籍。
       宋金元时期 (公元960~1368年):宋代火药、指南针、活字印刷术的发明,给中国和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临床医学的进步,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药品数量的增加,功效认识的深化,炮制技术的改进,成药应用的推广,使宋代药学发展呈现了蓬勃的局面。
       开宝元年(公元973年)刘翰、马志等奉命在《新修本草》、《蜀本草》的基础上修改增定宋代第一部官修本草《开宝新详定本草》,次年发现其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经李昉、制知浩等重加校定,较《新修本草》增加药物133种,合计983种,名《开宝重定本草》,苏颂称本书“其言药性之良毒。性之寒温,味之甘苦,可谓备且详矣。”
       经过八十多年的时间,嘉祐二至五年(公元1057~1060年),又出现了第三部官修本草,即《嘉祐补注神农本草》。此书由掌禹锡、林亿、苏颂等人编写,以《开宝重定本草》为蓝本,附以《蜀本草》、《本草拾遗》等各家之说,书成21卷,较《开宝本草》增加新药99种,合计载药1082种,采摭广泛,校修恰当,对药物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由苏颂将经国家向各郡县收集所产药材实图及开花、结果、采收时间、药物功效的说明资料,以及外来进口药的样品,汇总京都,编辑成册,名曰《本草图经》。全书共21卷,考证详明,颇具发挥。本书与《嘉祐本草》互为姊妹篇。元祐七年(公元1062年)陈承将两书合编起来,附以古今论说及个人见解(名《别说》),故名《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图经》。上述诸本草均已亡佚,然其内容仍可散见于《证类本草》、《本草纲目》等后世本草中。
       宋代本草学的代表作当推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唐氏为四川名医,家乡盛产药材。他医技高超,深入群众,为人治病,往往不计报酬,只求良方,从而搜集了大量古今单方、验方。他治学广泛,学识渊博,整理了经史百家246种典籍中有关药学的资料,在《嘉祐本草》、《本草图经》的基础上,于公元1082年撰成《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全书 33卷,载药 1558种,较前增加 476种,附方3000余首。方例是药物功能的直接例证,每味药物附有图谱,这种方药兼收,图文并重的编写体例,较前代本草又有所进步,且保存了民间用药的丰富经验。每药还附以制法,为后世提供了药物炮炙资料。他广泛引证历代文献,保存了《开宝本草》、《日华子本草》、《嘉祐本草》等佚书内容。本书不仅切合实际,而且在集前人著作大成方面作了极大贡献,为后世保存了大量古代方药的宝贵文献,本书使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编写格局臻与完备,起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证类本草》沿用500多年,从大观2年(公元1108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简称《大观本草》、政和6年(公元1116年)出版的《政和新修证类备用本草》(简称《政和本草》,以及南宋绍兴 29年(公元1159年)出版的《绍兴校定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绍兴本草》),直到金元时期(公元后1302年)出版的《经史证类大全本草》等,都是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稍加修订补充而成的官修本草著作。这些著作,历代不断地复刻重刊,直到明代《本草纲目》问世后,才逐渐地代替了它。作为本草学范本的《证类本草》,不仅完成了当时的历史使命,并为《本草纲目》的诞生奠定了基础。直到现代,它仍然是我们研究中药必备的重要参考书目之一。
       元代忽思慧于1330年编著的《饮膳正要》是饮食疗法的专门著作。书中对养生避忌、妊娠食忌、高营养物的烹调法、营养疗法、食物卫生、食物中毒都有论述,介绍了不少回、蒙民族的食疗方法,至今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另外,这一时期药性理论发展较大,研究药性理性著名的医籍有寇宗奭的《本草衍义》、王好古的《汤液本草》、张元素的《医学启源》及《珍珠囊》等。
       明代 (公元1368~1644年):由于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医药知识不断丰富,沿用已久的《证类本草》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需进一步的总结和提高。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肩负时代的使命,在《证类本草》的基础上,参考了800多部医药著作,对古本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整理总结。他边采访调查,边搜集标本,边临床实践,经过长期的考查、研究、历时27年,三易其稿,终于在公元1578年完成了200多万字的中医药科学巨著《本草纲目》(简称《本草纲目》)。该书共52卷,载药1892种,改绘药图1160幅,附方11096首,新增药物374种,其中既收载了醉鱼草、半边莲、紫花地丁等一些民间药物,又吸收了番木鳖、番红花、曼陀罗等外来药物,大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本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在文前编辑了序例,介绍历代诸家本草,证经史百家书目、七方、十剂、气味阴阳、升降浮沉、引经报使、配伍、禁忌、治法、治则等内容,全面总结了明以前药性理论内容,保存了大量医药文献。其百病主治药,既是临床用药经验介绍,又是药物按功效主治病证分类的楷模。本书按自然属性分为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器服、虫、鳞、介、禽、兽、人共16部6 2类,每药标正名为纲,纲之下列目,纲目清晰。这种按“从贱至贵”的原则,即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基本上符合进化论的观点,因而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类法,它比植物分类学创始人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要早170多年。《本草纲目》中的每一味药都按释名、集解、修治、气味、主治、发明、附方等项分别叙述。详细地介绍了药物名称的由来和含义、产地、形态、真伪鉴别、采集、栽培、炮制方法、性味功能、主治特点。尤其是发明项下,主要是介绍李时珍对药物观察、研究和实际应用的新发现、新经验,这就更加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对药物的记载分析,尽量用实物说明和临床验证作出审慎的结论,内容精详,实事求是,突出了辨证用药的中医理法特色。本书在收集历代本草精华的同时,对其错误之处也做了科学的纠正,如对“葳蕤、女葳二物而并入一条”、“南星、虎掌一物而分二种”、“以兰花为兰草”、“以卷丹为百合”等等都做了准确的更正。并通过他的临床实践和药物研究,对某些药物的功效作了新的概括,如土茯苓治梅毒、延胡索止痛、曼陀罗麻醉、常山截疟、银花疗痈等,都做了证实和肯定。由于本书不仅总结了我国十六世纪以前的药物学知识,而且还广泛介绍了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冶金学等多学科知识,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本草学范围,自1596年在南京印行后,很快风行全国,十七世纪即流传到国外,先后被译成朝、日、拉丁、英、法、德、俄等多种文字,成为不朽的科学巨著,是我国大型骨干本草的范本,是我国科技史上极其辉煌的硕果,在世界科技史永放光辉。
       明代的专题本草取得了瞩目成就。炮制方面,缪希雍的《炮炙大法》是明代影响最大的炮制专著,书中所述的“雷公炮制十七法”对后世影响很大。炮制方法不断完善的同时,炮制技术也不断提高。明末的《白猿经》记载了用新鲜乌头榨汁、日晒、烟熏,使药面上结成冰,冰即是乌头碱的结晶,比起十九世纪欧洲人从鸦片中提出吗啡——号称世界第一种生物碱还要早100多年。食疗方面,朱橚的《救荒本草》(1406年)为饥馑年代救荒所著,书中将民间可供食用的救荒草木,按实物绘图,标明出产环境、形态特征、性味及食用方法。本书既扩大了食物资源,又丰富了植物学、本草学内容,有一定科学价值。药用植物方面,李中立于公元1612年编著的《本草原始》,对本草名实、性味、形态加以考证,绘图逼真,注重生药学的研究。地方本草方面,兰茂(公元1397~1476年)编著的《滇南本草》,是一部专门记载云南地区药物知识的地方本草。
       清代 (公元1644~1911年):在《本草纲目》的影响下,研究本草之风盛行。一是由于医药学的发展,进一步补充修订《本草纲目》的不足,如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二是配合临床需要,以符合实用为原则,由博返约,对《本草纲目》进行摘要、精减、整理工作,如汪昂的《本草备要》、吴仪洛的《本草从新》等;三是受考据之风影响,从明末至清代,不少学者从古本草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如孙星衍、顾观光等人的辑本,不少医家还对《神农本草经》作了考证注释工作,如《本经逢原》。
       《本草纲目拾遗》(1765年)为赵学敏所著,全书共十卷,载药921种,在《本草纲目》之外新增药物716种。按《本草纲目》16部分类,除人部外,把金石分为两部,又增藤、花两部,共18部。补充了太子参、于术、西洋参、冬虫夏草、银柴胡等临床常用药;及马尾连、金钱草、独角莲、万年青、鸦胆子等疗效确切的民间草药;同时还收集了金鸡勒、香草、臭草等外来药,极大地丰富了本草学的内容。它不仅拾《本草纲目》之遗,而且对《本草纲目》已载药物治疗未备、根实未祥者,也详加补充。卷首列正误34条,对《本草纲目》中的错误加以订正。他在《本草纲目》的基础上创造性发展了本草学,出色的完成了我国本草学第六次大总结,他是继李时珍之后我国又一位伟大的药物学家。
       以《本草纲目》为基础,删繁就简,切合实用的本草著作有刘若金的《本草述》(1666年)。全书32卷,依《本草纲目》分类法,集691种常用药,重点介绍药性特点及临床应用,引证各家论述,参以已见,是一部很有影响的著作。杨时泰将本书再次精减整理,编辑成《本草述钩元》。汪昂的《本草备要》(1694年),全书8卷,从《本草纲目》选录478种临床常用药,概述性味、主治功用,附图400余幅,在凡例和药性总义中阐述汪氏见解,卷帙不繁,内容精炼,广为流传。吴仪洛的《本草从新》(1757年)为补订《本草备要》而作,载药721种,除介绍性味、主治外,对辨伪、修治也有论述,内容更加完善,深受医家喜爱。《得配本草》(1761年)为严西亭所著,全书十卷,附药考一篇,选自《本草纲目》647种药,除论述药性主治外,重点详述各药之间的相互配伍应用,是一部探讨中药配伍规律的本草。黄宫绣的《本草求真》(1769年),十卷,载药520种,上篇详述药物形态、性味、功用等,下编阐述脏腑病证主药、六淫病证主药、药物总义等内容,也是切合临床实际的本草。此外,王子接的《得宜本草》、黄元御的《玉楸药解》都是属于这类由繁返约的本草。
       从历代医药文献中重辑《神农本草经》,现行版本有孙星衍、孙冯翼合辑本(1799年),三卷,载药365种,取材于《证类本草》,并校以《太平御览》等,每药正文之后,增加了《吴普本草》、《名医别录》及其它文献资料,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重辑本。顾观光辑本(1844年),四卷,也取材于《证类本草》,按《本草纲目》所载“本草经药物目录”编排,除考证书中条文外,对药物也作了一些校勘,虽不如孙本完善,但突出了用药原则,是本书特点。再有日本森立之辑本(1854年),三卷,考异一卷。书中药品次序、文字均系采自《新修本草》,并参考了《千金方》、《医心方》及日本《本草和名》等书而辑成,载药357种。因《新修本草》所收《神农本草经》的资料最接近原书内容,故森立之所辑原文也最可靠,同时所附考异一卷,引证广博而严谨,很有学术价值,这是迄今较为完善的辑本。此外,还有明·卢复、清·黄奭等辑本,对学习研究《神农本草经》都有参考价值。
       注释发挥《神农本草经》的著作,明末(1625年)缪希雍即写成《神农本草经疏》。全书30卷,载药490味,据经以疏义,缘义以致用,互参以尽其长,简误以防其失,以《神农本草经》、《别录》等主要文献为依据,结合临床实际、注释、订正、阐明药性,多有发挥,并附各家主治、配方、禁忌等内容,是部很有影响的本草学著作,故前人有“经疏出而本草亡”的赞誉。继《神农本草经疏》之后,清代有邹澍的《本经疏证》(1837年)、《本经续要》(1840年),作者以《神农本草经》为主,以《别录》、《唐本草》和《本草图经》为辅,取《伤寒》、《金匮》、《千金》、《外台》各书古方,交互参考,逐一疏解。他以经方解释《本经》,用《本经》分析古方,注疏中注意理论联系实际,对研究《本经》和汉、唐经方、古方颇有影响。张璐的《本经逢原》(1695年),四卷,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载药700余种,阐述药物的性味、效用、真伪优劣等,论述中选用诸家治法及本人治验心得,是部侧重实用、宜于临床参考的著作。张志聪的《本草崇原》(1767年),三卷、收《神农本草经》药物290种,每药先列《神农本草经》原文,然后注释包括别名、产地、历代医家见解、临床应用等内容,阐述纲要详尽,且多有发挥。此外,《本草经解》、《神农本草经合注》等,都是很有影响的《神农本草经》注疏专著。
       清代专题类本草门类齐全,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张仲岩的《修事指南》,它是张仲岩将历代各家有关炮制记载综合归纳而成,该书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各种炮制方法。又如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书中每种植物均详记形态、产地、栽培、用途、药用部位、效用治验等内容,并附有插图,为我们研究药用植物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
       民国时期 (公元1911~1949年):“改良中医药”、“中医药科学化”、“创立新中医”等口号风行一时,形成民国时期中医药学发展的一大特色。这一时期我国医学发展的总特点是中西医药并存。虽然国民政府对中医药采取了不支持和歧视的政策,但在志士仁人的努力下,中医药学以其顽强的生命力,依然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不少成果。
       中药辞书的产生和发展是民国时期中药学发展的一项重要成就,其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当推陈存仁主编的《中国药学大辞典》(1935),全书约200万字,收录词目4300条,既广罗古籍,又博采新说,且附有标本图册,受到药界之推崇。虽有不少错讹,仍不失为近代第一部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型药学丛书。
       这一时期,随着中医或中医药院校的出现,涌现了一批适应教学和临床适用需要的中药学讲义。如浙江兰溪中医学校张山雷编撰的《本草正义》。该书分类承唐宋旧例,对药物功效则根据作者实际观察到的情况及临症用药的具体疗效加以阐述,且对有关中药鉴别、炮制、煎煮方法等亦加以论述,目的在于让学生既会用药,又会识药、制药,掌握更多的中药学知识。属于这类教材的还有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秦伯未的《药物学》、浙江中医专门学校何廉臣的《实验药物学》、天津国医函授学校张锡纯的《药物讲义》等,对各药功用主治的论述大为充实。
       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药学知识和化学、生物学、物理学等近代科学技术在我国的迅速传播和发展,初步建立了以中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药用动物学、药用植物学、生药学、中药鉴定学、中药药理学等新的学科。在当时条件下,其成果集中在中药的生药、药理、化学分析、有效成分提取及临床验证等方面,对本草学发展所做的贡献应当充分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 (1949年10月以后):建国5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政治稳定,经济繁荣,重大科学技术研究成果层出不穷。许多先进技术被引进到医药学中,大大促进了中医药学的发展。政府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的继承和发扬,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使中医药事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本草学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从1954年起,各地出版部门根据卫生部的安排和建议,积极进行历代中医药书籍的整理刊行。在本草方面,陆续影印、重刊或校点评注了《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残卷)、《证类本草》、《滇南本草》、《本草品汇精要》、《本草纲目》等数十种重要的古代本草专著。60年代以来,对亡佚本草的辑复也取得突出成绩,其中有些已正式出版发行,对本草学的研究、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当前涌现的中药新著,数量繁多且种类齐全,从各个角度将本草学提高到崭新的水平。其中最能反映当代本草学术成就的,有各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大辞典》、《中药志》、《全国中草药汇编》、《原色中国本草图鉴》、《中华本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作为中药生产、供应、检验和使用的依据,以法典的形式确定了中药在当代医药卫生事业中的地位,也为中药材及中药制剂质量的提高,标准的确定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代药学水平。《中药大辞典》(1977年)由江苏新医学院编写,分上、下册及附编三部分,共收载中药5767种,包括植物药4773种,动物药740种,矿物药82种,传统作单味使用的加工制成品172种,如升药、神曲等。主要原植(动)物药材均附以墨线图。全书内容丰富,资料齐全、系统,引文直接标注最早出处,或始载文献,有重要的文献价值,是建国以来中药最全面的巨型工具书之一。《中药志》由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等编写,1959年出版。其特点是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手段,对中草药质量的真伪优劣进行鉴别和比较,以保证用药的准确性。另一特点是增加了本草考证等方面的内容。《全国中草药汇编》由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北京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会同全国九省二市及北京的有关单位的代表组成编写组,负责编写整理及绘图工作,于1975年9月和1986年7月两次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全书分文字与图谱两部分。文字部份分上、下两册;正文收载中草药2202种,附录1723种,连同附注中记载的中草药,总数在4000种以上,并附墨线图近3000幅。为配合正文而编绘的《全国中草药汇编彩色图谱》选收中草药彩图1156幅。本书是在大量征集资料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比较系统地、全面地整理了全国中草药关于认、采、种、养、制、用等方面的经验与有关国内外科研技术资料,内容正确可靠、重点突出、便于应用,其实质相当于一部70年代的“现代实用本草”,是对建国20多年来中药研究和应用的一次大总结。《中华本草》(1999年)涵盖了当今中药学的几乎全部内容,它总结了我国两千多年来中药学成就,学科涉猎众多,资料收罗宏丰,分类先进,项目齐全,载药8980种,在全面继承传统本草学成就的基础上,增加了化学成分、药理制剂、药材鉴定和临床报道等内容,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以往的本草文献,可以说该书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中药学科发展水平的综合性本草巨著。
       建国以来,政府先后三次组织各方面人员进行了全国性的药源普查。通过普查,基本上摸清了天然药物的种类、产区分布、生态环境、野生资源、蕴藏量、收购量和社会需要量等。在资源调查的基础上,编著出版了全国性的中药志及一大批药用植物志、药用动物志及地区性的中药志,蒙、藏、维、傣、苗、彝等少数民族药也得到科学整理。1999年通过全国普查,使目前的中药总数达到12800余种。普查中发现的国产沉香、马钱子、安息香、阿魏、萝芙木等,已经开发利用,并能在相当程度上满足国内需求,而不再完全依赖进口。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及中药事业自身发展的需要,中药的现代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瞩目成就,中药鉴定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药炮制学、中药药剂学等分支学科都取得了很大发展。建国后中药鉴定工作广泛地开展,特别是在本草考证、基原鉴定、性状及经验鉴定、显微鉴定、理化鉴定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用现代科学方法对中药做了大量化学研究工作,发现了不少抗癌药物、防治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抗寄生虫病药物、抗菌抗病毒药物、防治肝炎的药物,还对常用传统中药进行较系统的化学研究、有的还以酶或受体等生物学指标筛选化学成分,获得较好的成绩;中药药理学研究成绩也很显著,在系统药理学(如心血管药药理、抗癌药药理、免疫药药理等)、证候药理学(如清热解毒药、活血化瘀药、补益药等)、中药有效成分的代谢及药代动力学等方面均取得较好的进展;中药炮制方面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结合中医临床用药理论和经验,对古今炮制文献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应用化学分析、仪器分析及药理学、免疫学等多种现代科学技术,探索炮制原理,寻找制定合理的炮制方法,改进炮制工艺,制订饮片质量标准等方面;中药制剂的研究在工艺、剂型、药理、药效、毒理、质量控制、临床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成就。
       当代中药教育事业的振兴,结束了中医药没有正规大学的历史,使中医中药由家传师授的培养方式转入了国家高等教育的轨道,造就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专业人材。1956年起,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和南京等地相继建立了中医学院,使中医教育纳入了现代正规高等教育行列。1958年河南中医学院首先创办了中药专业之后,成都、北京、南京、湖南、云南等中医学院也相继增设了中药专业。自1978年恢复培养研究生制度后,全国不少高等院校及药学科研机构开始招收中药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研究生。我国的中药教育形成了从中专、大专、本科到硕士、博士研究生多层次培养的完整体系。为了适应中药教育的需要,各种中药教材也多次编写修订,质量不断提高。
       我国医药学源远流长,内容浩博。我们在已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还要动员多学科的力量,使丰富多彩的中药学取得更大的成就,使安全有效、质量可控的优秀中药早日走向世界,为世界人民的医疗保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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